为什么学法律(为什么学法律要学拉丁语)
王利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席理事长，王文系人大重阳执行院长、教授，王义桅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。本文整编自6月7日《法制日报》文章《“七七级”：一个时代的记忆》和6月8日“百万庄的小星星”微信公号刊文《高考过后，听听学术大咖们怎么说》。
70年代 王利明：“七七级” 一个时代的记忆
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、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、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，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社会顿时沸腾。
王利明教授
王利明在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他插队的村庄时，大家对此都将信将疑，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十多年，这一消息公布后，许多人都怀疑是真考还是假考。
“最初我也没有把此事当真，因而并没有认真备考。但过了不到1个月，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寄来一封信，他在信里叮嘱我说，我在中学是班里的学习尖子，有基础，有希望，不管消息是真是假，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，哪怕权当一试，也是难得的机遇。我回信说出了心中的顾虑，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摸教材，手头也没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本，不知道该复习什么，怎么复习。老师又很快回信，并随信给我寄来几本‘文革’前的中学教材，并再次鼓励我努力复习。就这样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我向生产大队请了假，回到小镇上，认真备考。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近半个月不出门，每天啃点红薯，吃点炒饭，醒了就看书，看累了就睡觉，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，迎来了考试正式举行的日子。我进考场后，发现里面空座位不少，看来不少人最后还是放弃了。”王利明回忆说。
改变命运的一次考试
记者：40年春秋，不觉已一晃而过。王老师，您还能记得曾经的高考题目吗？请您谈一谈当年的高考情况。
王利明：考试的题目倒是很简单，第一天考政治，第一题就是解释什么是“四人帮”。我看到这个题目，几乎要笑起来，觉得这题目太简单了。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《劝学》，并写一篇题为“学雷锋的故事”的文章。这个我还比较熟悉，因为我的古文基础比较好，所以语文答题并没有遇到困难。难的是数学考试，题目虽然主要是小学数学知识，但由于我们多年没有看书学习了，最简单的题目也答不上来。我后来听一位招生老师说，我的数学考得很差，但好在语文很出色，把平均分拉上来了，才勉强被录取。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我至今还记得，我正在田间除草时，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叫我的名字，然后给我送来了一封邮件，我打开一看，是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当时仍然不敢相信，请身边的几个人仔细看是不是真的，大家都确认无疑，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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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到大学以后，同学们聊起来，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，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，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。我后来才知道，“七七级”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余万人，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实考人数的5%，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。
永怀感恩之心的一代
记者：王老师，回忆起40年前的高考，您曾说过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代表您的感受，对那个时代您最真实的记忆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
王利明：我首先感恩改革开放、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。我经历了十年“文革”和改革开放，这两个时期的对比对我来说是切身的体会。我们经历过十年“文革”，从“文革”的混乱中走过来，真是像噩梦初醒一样，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迅猛而震撼。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，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，也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，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改革开放给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，为我们提供了报效国家民族的舞台，更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、难得的机遇。没有改革开放，我们这代人只能是浑浑噩噩度过一生，可能终身一事无成。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，邓小平同志一句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的呼吁，让停了12年之久高考的钟摆，终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摆动了。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，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改变了我的命运，而高考制度本身，直到今天仍然让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拥有走进大学殿堂、实现大学梦的机会。
我要感恩我们的母校和老师。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人生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特别怀念大学生活，感恩我的老师们。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从农村、工厂、五七干校返回到学校，开始新的生命，对教育的那种原始而强烈的热爱，驱使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。那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粹的、亲密的，没有掺杂功利的色彩，老师们无私地为大家授业解惑。
记者：您还能记得当时和老师交往以及交流的一些细节吗？
王利明：是的，可以说好多故事我都记得。那个年代，每次上完课，老师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，坐下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，不仅仅是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，还要和学生讨论为人处世的道理，老师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见解，更重要的是对人生、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、阅历。
傍晚时分，我们吃完饭，也经常踱步到老师家串门，师生之间敞开心扉，无话不谈。老师对我们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，我记得，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，没有吃饭，当时民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听说后，亲自上街买来一只活鸡，为我熬煮了一罐鸡汤，让我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。现在这种事可能是凤毛麟角，但在那时，师生间的这种交往却司空见惯，十分自然。
没有教材全靠摸索
记者：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你们那时是怎样上课的呢？
王利明：说起这些，我也要感恩那些大学期间第二课堂的老师。我们那个年代百废待兴，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、课程体系都处于重建的起步阶段，许多课程还在摸索，根本没有教材，我记得当时法学课程大多讲授的是国家政策而非法学知识。大学4年间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中度过的。
我们走进工厂、车间、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和办案的法官、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，到农村田埂上，到农民家里，了解基层火热的生活，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。我们不光在所谓象牙塔的大学里恶补各种专业知识，吸收一切精神养分，还脚踏实地地深入社会这所大学，观察、调研、体悟、思考。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我们热衷于从学校走入社会，从无字句处读书。
正是这些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，“七七级”的学生们都有一个学以致用、兼济天下的抱负和雄心。
不可复制的特殊一代
记者：有人说，“七七级”是激情燃烧的特殊一代，各行各业成就了很多人才，但不可复制，您是怎么看的？
王利明：是的，因为那个年代太特殊了。当时走进大学校园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，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、工厂、车间、军队，许多人身上都留着泥土的气息。记得当时开学报到时，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乡村，有人挑着担子，手上还牵着自己的孩子，有的人身穿军装或车间的工作服走进校园，大家走到一起，住在一起，发现年龄差距极大，有“老三届”的，也有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只有两年多的，年龄甚至相差十多岁，大家走到一起成为同学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。我记得，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，无论是我生活的小镇，还是我插队的农村，人们都不敢轻言国事，串门时若说到这样的话题，主人都要立即打断，或是打开窗户、打开门，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偷听。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蒙受牢狱之灾。然而，就是从我们进校后，国家政治环境逐渐发生变化，人们开始真正敞开心扉，可以议论国家大事，可以提提个人的想法。国家不仅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，也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，对我们而言，更是进入了一个理想激扬的年代。
我们“七七级”曾经经历了很多磨难，不少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，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农村，理解了农民，也进一步读懂了国情。作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当成为国民表率、社会栋梁，应当担当起对国家、对民族的重任。无论是在课堂上，还是在宿舍里，同学们都在关心国家大事，时常讨论国家大事。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，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，甚至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展开讨论，没有人组织学习，没有人号召大家学习，但是大家都是那么认真地习惯性地凑在一起学习、讨论。1978年，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大讨论，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，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寂寂无声的年代，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。“七七级”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，其中不乏政界、学界、商界的领军人物，有人称之为“七七级现象”，我想这是和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特殊的风气，特殊的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艰苦而快乐的一代
记者：王老师，你们上大学时的生活情况怎样呢？特别艰苦吗？
王利明：我们入学时，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十年动乱结束时间不长，仍是满目苍夷、百废待兴。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，整个武汉市几乎都没有多少蔬菜供应，每天我们都只能吃到一点点蔬菜，几个月见不着一点荤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，口腹之困无碍于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。几乎每个人不为外物所扰，因为大家都经历了人生的磨难，吃过苦、挨过饿，倍加珍惜学习的时光，不会特别在意生活的艰苦，没有人想到去做兼职。我因为家庭贫困，学校每月还给我十多块钱的生活补贴，就靠这十多块钱，我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费，还想办法节省一点钱到书店看看，买几本自己喜爱的书。因为那个时候，由于买不起车票，好长时间都不敢回家，当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，但好像还没有金钱诱惑的概念，也没有“万元户”的概念，更没有听说“大款”这一说法，但大家是非常快乐的。当然，在入学一年后，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极大解放了生产力，农村的市场供应大幅度增加，各种农副产品上市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，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好。
求知似渴的一代
记者：王老师，我们在采访时发现，七七、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都有一种“知识饥渴症”，你们学习都特别刻苦？
王利明：是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，每个人其实都怀揣着自己的大学梦，唯有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，才清晰感觉到求知欲的强烈，每个人都努力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。我们从上小学开始适逢“文革”，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，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、闹革命，课堂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，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，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始终是营养不足的，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，几乎都是靠自学。和我们这一代学生一样，学校也是刚刚从沉寂中苏醒，很多教室多年无人使用，图书馆的图书也是刚刚解禁，基本没有什么教材，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，更是鲜有教材可供学习。
老师通过与同学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，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。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，重回校园的同学们如沙漠遇水，都几乎疯狂的补习，以期弥补上11年间知识的亏空。我们几乎全年泡在图书馆里，找各种书来读，真正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享受，一种快乐，一种满足。
所以走进大学以后，大家都有对知识的饥渴，想把浪费的时间都给补回来，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占座，甚至经常出现图书馆一大早就排起长队的情景。有人甚至中午只带个馒头、带个饼，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，晚上宿舍熄灯以后，有人仍然打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。那个时候，几乎没有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学习的重要性、知识的重要性，但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学习的重要性。
我们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英文，英文学习也是从最基础的ABC开始的，谁也没有录音机、录放机，甚至没有收音机，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，每天揣个小本，记上每天要背的单词，在食堂打饭、图书馆借书排队或者下课的空隙，都要拿出这个小本来，读上几遍或者看上几眼。那时候，每个人的学习状态几乎都可以说是争分夺秒，想把以前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。
保持不断前行的心
记者：一次重要的考试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，在您看来，作为77级大学生，您最想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的寄语是什么呢？
王利明：我们走进校园以后，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之中，但每个人都不是死啃书本、死记硬背，对书本上的内容大家都在认真思考。每次下课之后，老师总要到我们的宿舍里来，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。回答提问完全是自愿的，但是大家下课后都愿意向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甚至在宿舍里就和老师争论起来。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、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。那时候，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，但不少人课下就开始针对老师的讲解写学习体会，甚至小论文，可惜当时没有多少像样的教材，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，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在写作。在真理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后，我记得我们无论是在课堂上，还是在寝室里，大家都会争论得面红耳赤。那个时候，没有太多诱惑，每个人的生活、想法都很简单，既不追求金钱、权力，也不追求地位、名誉，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不管是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，还是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，时间于我们是最为珍贵的，大家都想尽快弥补失去的10年。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，虽然这些书或许无助于形成成熟的专业体系，但为我日后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我们中的不少人迷恋文学，成为文学青年，写小说、写诗歌、写剧本，希望闯进文学的殿堂，圆作家梦、诗人梦。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，茶余饭后，我们总是在讨论唐诗宋词，讨论当时兴起的“伤痕文学”。文学研讨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课堂。
40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，也为拨乱反正后蓄势待发的中国储备了一大批人才，从此，文化的莽原不再杂草丛生，教育的芳苑复萌返青。更重要的是，实行改革开放、恢复高考，恢复了知识的尊严，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，昭示着理性的复苏，开启了中国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的新时代。所以，我感谢改革开放，感谢高考制度，它赋予我们的青春浓重的色彩，让我们拥有一段厚重的独家记忆；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，像40年前走进大学的我们一样，始终保持不断前行的心，珍惜时光，磨砺意志，增长才干，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。
北京人大附中考点外，学生挥舞“高考必胜”红旗为考生加油 | 中新社韩海丹 摄
80年代 王义桅：高考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
经过70年代末的恢复，高考制度到了80年代日趋成熟。
王义桅教授
参加过1988年、1989年两次高考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老师坦言，自己对高考充满感情。
“高考是一种重要的检验，尽管高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是就像民主一样，高考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，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从小的观念就是‘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’。
当年高考填志愿时比较闭塞，不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中学生物课本有一句‘20世纪面临人口、资源、环境三大挑战’，当时想人生苦短，总要解决一个挑战吧，所以报了环境工程专业。
所以我觉得现在填报志愿，不一定是从自身兴趣或外部人的视角，还是要有信念。就像研究‘一带一路’倡议，不相信它怎么能看好它。它从‘概念股’，逐步走向‘绩优股’、‘众筹股’，就是一种信念。”
王义桅老师对考生们说：“中国越来越被世界所需要，中国更需要睁眼，不仅是看世界。21世纪，世界在睁眼看中国的时候，现在的高考给学生的选择更多，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要有信念和担当。”
90年代 王文：“一考定终生”的观念正逐渐远去
“的确，高考一直在改变着所有中国人的命运，但其改变中国人、改变命运的能力有所下降”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王文教授
“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，40年前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。而现在大家有了更多可能的路径，比如出国留学等。高考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在下降，说明中国发展的多元性和中国时代的前进性在上升。”
1997年参加高考的王文认为，高考反映出的社会百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。高考是中国目前许多复杂问题的一个集中折射，体现了多元复杂、发展不均衡的中国百态。
王文表示，高考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变化，但变化的路径不在于自主招生，而是怎样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，培养学生知识的创新性和知识的功用性，以及人格和技能培养的实用性。
“小学到高中12年寒窗，学的东西到后来很多都没有什么用，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悲哀和失败，也是高考受到争议的重要原因，因为考的东西实际上还是一种应试。
未来教育要发展，还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知识的功用性。有很多未来可能用到的东西，年轻时应该学却都没有机会学，比如说法律，我们从小就应该增加对法律的了解。
在中国，除了到大学的法律系学习，从小到大就都很难有系统学习法律的机会。再比如金融，理财的观念，我们在年轻时也应树立。还有公德、社会道义、基本交通规则等都应该加大其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。这样的话，即使高考失败，我们人生技能是圆满的，整体上是完整的。
当高考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时，才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文明性越来越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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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（T20）共同牵头智库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、“一带一路”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、中国-伊朗官学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中方牵头智库。2014年来，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、国际公认度最高的《全球智库报告》的“全球顶级智库150强”（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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